10岁左右，王健开始接触并学习巴赫《大提琴无伴奏组曲》，就像第一次吃到好吃的冰激凌，觉得很顺很好听。后来，经他手流出的这套组曲，成了很多人心里的白月光。
2005年，37岁的王健在DG首次发行巴赫《大提琴无伴奏组曲》，“我不敢听，只能说是皮毛上的理解，总体来说还是差得太远。”
对王健来说，追逐它是一辈子的事。这些年，他始终怀着敬畏之心，不断探索演绎方式，积累了许多新的艺术感悟。
独处的时候、疲惫的时候，他总是会演奏巴赫，“有些音乐，会让你突然往里边看。在那一瞬间，你才真正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自己的灵魂。”
20年后，他又有了勇气，重新再录一次。
2025年5月23日，王健的全新版巴赫《大提琴无伴奏组曲》全球发行，这也是DG中国成立后推出的首张专辑。
“不可能再录第三次，这是最后一版录音。”王健对澎湃新闻记者说。
王健进入上海音乐学院任教已经两年多，他说自己是一个不错的老师，不会太凶，鼓励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在上音有一间大琴房，那里也是他给学生上课的地方，琴房空旷没有太多的装饰。
采访结束时，王健怀抱一把三百多岁的大提琴，为我们拉了巴赫《大提琴无伴奏组曲》第二组曲中的“前奏曲”，拉完这一段，他松了松筋骨说“再来一段！”又拉了第二组曲中的“阿勒曼德”。一旁的白色大琴盒里，放着女儿两三岁时画给爸爸的几张画，这些年一直躺在琴盒里陪着王健走遍世界各地。
王健一共有4把大提琴。采访当天在上音琴房，王健用一把三百多岁的大提琴演奏巴赫《大提琴无伴奏组曲》片段。
一旁的白色大琴盒里，放着女儿两三岁时画给爸爸的几张画，这些年一直躺在琴盒里陪着王健走遍世界各地。
“不可能再录第三次，这是最后一版录音”
澎湃新闻：你对2005年的那版录音不太满意，甚至不敢重听。20年后，你有勇气再录一次了？
王健：这版新唱片出来以后，我也是不敢听的，可能又变得失望了。
演奏家不可能对自己的演奏很满意，一直想做得更好，必须面对，也要克服。任何唱片不可能代表你的最高水平，也不可能完全做到你想做到的演奏成果，但是最起码可以总结你在这段时间能达到的最好状态。
2005年出了唱片后，我过了五六年开始频繁演奏这套作品。特别是最近几年，在家里练琴的时间突然多了很多，有三年所有音乐会全取消了。我在家里练琴，也听了很多别人的录音，和巴赫同年代的作曲家的作品，还有用古乐器演奏的作品，收获很多启发。
今年正好是20年，我主动提出了这么一个想法，非常开心DG中国愿意为我出唱片。
澎湃新闻：录音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插曲？
王健：这次挺顺利的，找一个理想的录音场所不容易，对安静的要求非常高，地铁或大车开过去带来的震动，录音设备都听得到。很幸运，上音歌剧院有这么一个排练厅，也是为了录音设计的，上海音乐学院鼎力支持，给我提供了录音场所。
录音师莱纳美拉德的履历十分耀眼。我年轻时也跟他合作过一次，录勃拉姆斯的“双重协奏曲”，和阿巴多、柏林爱乐乐团同台。最近，他又拿了一座格莱美奖。
澎湃新闻：有没有哪一段让你反复重录或崩溃的地方？
王健：这次倒没有。我们不太愿意为了打磨一个地方，失去现场的活力。为了追求音乐上的连贯、即兴或气氛，我们会放弃完美。
有些唱片打磨得过分，反而会失去冲击力，把所有好东西都拼在一起，有时候就不太像了——是他，但是整过容了，不太对劲。
当然，完美主义是很好的追求，前提是不要让真正的里面的东西磨灭掉了。
巴赫《大提琴无伴奏组曲》封面
澎湃新闻：大概录了几遍，你就放过自己，觉得OK了？
王健：一般，每一段都不会超过三次。
录音室录音唯一比现场录音好的地方在于，可以弥补不完美。大家花钱买唱片，肯定要听最完美的声音。比如，买一张模特的照片，模特脸上正好长了一个痘痘，这是不行的，要P掉。
我是很好的录音者，差不多就算了。录音师最怕有洁癖的人，好几次被整得快疯了，有人连一点噪音都不能有。
澎湃新闻：这次录音，你不认为自己有新的发现，只是能把以前感觉得到、但做不出来的东西，现在做得稍微好一些。
王健：对一种气氛的体会、对一种情感的感受，要把它翻译出来，需要一个过程。好比，有些画家想把梦里看到的东西画出来，但是他不一定能够真正画出来，需要很多年的积累。
演奏家有一半是艺术家，要去找感觉，另一半跟技术紧密相连，没有足够的技术来控制乐器，不可能做出真正想要的东西。
古典音乐之所以难入门，或小众，就是因为它太难了，不光对演奏家的要求高，对听众的要求也很高。
澎湃新闻：20年后，你在这套组曲里不只看到正面，也能看到侧面、背面，更加立体。
王健：绝大多数东西都有多面性，不光是两面性，光是追求一个层次的描述，是不够丰富的。现在，我给同学们上课，也要挣扎半天，要向他们描述，用我以前的理解很简单，开心或不开心，这是非常肤浅的。
比如，开心时害怕失去、快乐时的脆弱感、悲伤时反而更坚强……这些是矛盾的，只有矛盾才会产生艺术的多面性。
澎湃新闻：这会是你的绝版录音吗，未来还会想再录一次吗？
王健：不可能再录第三次。再过10年、再过20年，我的体力肯定跟现在不能比。人从五六十岁开始体力下降，特别对大提琴家来说，对体力的要求是极高的，这是很费力气的乐器。所以，不可能再录了，这是最后一版录音。
澎湃新闻：你现在还有没有反复聆听的录音版本？
王健：我从小最喜欢的一版是法国大提琴家富尼埃的。最近我也听了很多别人的演奏，让我着迷的是一位古大提琴家保罗・潘多尔福，他用古大提琴录了这套组曲。他是古乐大师乔迪萨瓦尔的学生。
这是另外一种乐器，有6根弦，没有音柱，换把不一样，声音很空荡，有一种特殊的美。这是令人向往的声音，大提琴做不出来，也给了我很多启发。
王健
“巴赫不是取悦大众的，而是引领大众的”
澎湃新闻：巴赫的名字在德文里是溪水、河流，他的音乐也像溪水，不舍昼夜，宁静流淌。
王健：很多人称他为“音乐之父”，非常恰当。他也继承了之前的音乐传统，不是凭空而来的。巴赫之前的宫廷音乐，或者老百姓听的音乐，娱乐性比较强。巴赫开始改变，把音乐变得有深度、有精神追求。
巴赫是很有信仰的人，我虽然没有宗教信仰，但我可以感受到他音乐里的虔诚和仪式感。他的写作奠定了古典音乐后来的发展。从巴赫开始到近代，古典音乐贯穿了一种DNA——对崇高的追求。即便是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展现了人性的野蛮和野性之美，还是有对崇高的追求。巴赫的作品不是取悦大众的，而是引领大众的。
澎湃新闻：独处的时候、疲惫的时候，你喜欢拉巴赫，对你来说，巴赫是灵魂的避难所？
王健：你可以用它来看自己的心声。我们平时也会冥想，想想自己的一生，或者离我们而去的那些人，他们的人生是怎么过来的。这些东西在脑海里往往支离破碎，没有什么情感成分。音乐有一个奇特功能，有音乐的时候再去想这些场景，好像被贯穿起来了，突然变得有意义了。
澎湃新闻：很好奇，演出时你们在想什么，是想怎么演奏好，还是脑子里有另外一个世界？
王健：每个人可能不太一样，我是努力要进入这个境界。别人说我拉琴总是愁眉苦脸，我小时候不知道怎么解释，后来看以前的录像，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时候，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拿起琴来就要进入状态，要想办法把心打开。演奏时，必须把心掏开，疼痛必须暴露在人面前，不能害羞地不愿意感受心里的触动。
问题是，我们平时不那么容易进去，甚至有些人去了音乐厅还是东倒西歪、吊儿郎当，永远听不进去。我坚信，每个人都听得懂音乐，只不过许多人没有这个能力，把心打开，把面具撕下来，永远是以世俗的状态看待自己。音乐会帮助你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自己。
澎湃新闻：你在全世界多次演绎这套组曲，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演出经历？
王健：最特别的一次是在伦敦的逍遥音乐节。这是娱乐性比较强的音乐节，他们邀请我拉其中三首，我问：是放在小教堂吗？他们说不是，就放在阿尔伯特大厅，有5000个座位，这么大的地方，甚至还演过马戏，我很震惊。
我一个人坐在台上，下面是密密麻麻的人，还有人站着听，鸦雀无声。你的琴声让这些人全都安静下来，一起感受人性中的火花。你突然觉得自己不孤单，这一瞬间，他们的心和你连在一起，灵魂共鸣。这对音乐家来说是最大的回报。
澎湃新闻：为了研究巴赫，有人会去巴赫曾经生活、工作的地方，甚至是埋葬他的教堂采风。
王健：挺好的，去实地体验作曲家的生活环境，去追根溯源他的审美来源。学艺术还是要全世界跑，毕竟不同文化是不一样的。西方音乐有它的特殊性，西方文化讲究仪式感，连吃饭都有仪式感。什么叫仪式感？我们尊重自己，不停地告诉自己，作为一个人是有尊严的。
澎湃新闻：这套组曲听完要两个多小时。如果要说服00后去听，你会用什么关键词？
王健：年轻人往往还没有开始真正关注自己，忙着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才会慢慢往回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他能接触到古典音乐会很有帮助，会更加容易看到自己。
澎湃新闻：你现在带了很多学生，会建议他们什么时候系统性练习这套组曲？
王健：他们从小就要开始练，一首一首练。他们必须得学，没有选择，哪怕不喜欢，特别害怕。
有时候，他们有些舞蹈段落拉得非常风趣，但是没有尊严。所有宫廷舞都要表现出人的美、尊严、高尚，虽然有很多装的成分，但是装的本意是好的。我们要对高贵有感觉，要对尊严更有感觉。人活一辈子，感受不到自尊，太可怜了。
澎湃新闻：这套组曲一共有6首，分两场演出，你一般会怎么分？
王健：各种分法都有。我比较强调调性的关联，一般把第二组曲（d小调）和第六组曲（D大调）放在一起，把第三组曲（C大调）和第五组曲（c小调）放在一起。另外两个就比较随意了。
就像大厨做菜，不希望你总是吃一堆肉或者吃一堆蔬菜，会有搭配，有对比，有变化。巴赫写这些作品的时候，对变化是有要求的。
澎湃新闻：如果用一句话来吐槽巴赫，你会说什么？
王健：还真没有，他挺懂大提琴的。虽然有些地方写得非常难、非常别扭，但是不像以后的有些作曲家，技术上这么没道理。
巴赫会很多乐器，尤其是管风琴。管风琴是旋律性很强的乐器，线条很长、很长，所以我不太同意，有些人认为巴赫的乐器是断断续续的。
澎湃新闻：学生学这套组曲，你也建议他们多听听管风琴，有助于理解？
王健：不管学什么作品，听管风琴都很重要，因为这是老祖宗，可以看到音乐是怎么走出来的，让人感觉到伟大和神圣。所以教堂里都有管风琴，你一进去就会觉得灵魂被洗礼、被震撼。
澎湃新闻：巴赫的作品很难，但无论是《大提琴无伴奏组曲》还是《哥德堡变奏曲》，都很好听，都有很抓耳的旋律。
王健：因为他抓住了好听的规律，他知道这样写你会有触动。
那时候的作曲家不像现在的作曲家，五年写一个作品，人家是一个星期写7部作品。巴赫、莫扎特都在不停地写，收获了巨量的实践经验。而且他们有先天的优越性，作品一写出来马上就有人演，有乐队专门演，什么有用、什么没用，心里清清楚楚。现在的作曲家很难做到这一点，作品能演一次就不错了。
王健
“2500万人口的上海，有20个乐团才是对的”
澎湃新闻：在上音当老师两年多了，有怎样的收获？
王健：做老师让我体会了以前没有感受过的一种人生，演出少了很多，相反，每一场演出都可以用很长的时间去准备，精雕细琢。
跟同学们接触，看到他们有突破性的发展时，我会非常欣慰。你突然发现，啪，他一下跳到另外一个阶段，不可能再倒退回去，好开心，好兴奋。当然，绝大多数是曲线型，起起伏伏，今天挺好，第二天又不行了。
老师必须要学会总结理论。我很小就开始自己教自己，其实我的教学理念是很丰富的，但是没有怎么总结过，现在就强迫我总结出来。有些教学方法还是非常有效的。
我以前以为，我的演奏是非常感性的，但是我现在才发现，我平时练琴是非常理性的，有很多的理论在后面支撑，只不过我以前没有总结出来而已。做老师给了我一个机会。
澎湃新闻：学生们整体的水平如何？
王健：我们班非常棒，中国的弦乐、钢琴很棒，甚至是管乐，完全不输给任何国家。美国的五大乐团、十大乐团，有一半的首席是华裔，甚至是中国籍，很多都是中国人。
再去看比赛，如果没有亚洲人参加，这个比赛是搞不了的。甚至，全世界任何音乐学院，如果亚洲学生都不去，全部都要破产。亚洲人在古典音乐上的贡献是全世界最大的。
但是，从音乐市场来说，中国还远远比不过欧洲，甚至连美国都比不过，习惯性来欣赏古典音乐的人还是非常少。从比例来说，我们还差得太远。当然，我们人口体量大，哪怕只有百分之零点几，也超出了很多国家的总和。
芬兰有500多万人，有15个交响乐团，而且每个星期都演出。德国的乐团，更是不计其数。像上海这样2500万人的大城市，以欧美同等体量国家的比例来算，最起码有20个乐团才是对的，大有可为。所以，欧美人特别看好中国的古典音乐市场，好像已经大得不得了，其实才刚开始。
澎湃新闻：你认为的好老师的标准是什么？
王健：认真，在乎，不能太凶，但是也不能太客气。我不会太凶，除非同学故意不认真，但是我们班上没有这种人。中国的孩子太认真、太乖巧，我们更需要激发他们内心的感觉，鼓励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澎湃新闻：对你来说，学生优秀的标准是什么，拿国际大奖？
王健：并不完全是。你如果非常优秀，有可能拿国际大奖，但有许多优秀的人，一辈子都没有拿过国际大奖。
现在，网络特别发达，学生可以看到全世界所有伟大演奏家的演奏方法，学得很快，但是往往内心并没有被触动。我一直跟他们说，不管拉什么，一定要动情，不动情，别人不可能跟你共情。
首先，他要有情可动。一个孩子拉得再好，没有情在里面，我是不会选他的，有些孩子拉得不是很好，但是情感火焰很旺，我会收的。当然，技术还是首要标准，没有技术，火焰再高也不行。
“动情”这两个字是需要培养的。这种内心汹涌的情感，敢不敢表达出来，对于中国孩子还是有一定的挑战，好比让他上台跳一个舞，他是不敢的。我会鼓励他们，平时再拘谨我不管，但是拉琴不允许拘谨，拘谨就不可能动情。所以学生平时练琴，不光是练技术，也是把心打开的过程，能够敢于跑上去，拿着琴来跳一段舞。
我们每周有一天是大课，班上同学都要来听。在同学面前拉琴，他们的压力是很大的，更拘谨了。在如此高压力的时候，他们要把情绪表达出来，这就是锻炼。
澎湃新闻：舞台明星和校园名师，你现在更享受哪个身份？
王健：其实我最怕抛头露面。走在路上，大家认出你，这种感觉是很好的（笑）！但是有代价的。人家认出你，你就不能做自己了，你得装，装出一个最起码能让人家尊敬的样子，不能像平时那样。我不喜欢装，总是有点限制的。
我也不是社恐。我在美国经常演讲，大家都刮目相看，我可以做得很好，但这不是我自然的状态，我自然的状态是一个人，自己想自己的事情。
也不是大提琴这件乐器影响了我。你看我们伟大的宗师老罗（大提琴家罗斯特罗维奇），他可不是内向的人，好家伙，每天要见几百个人。这是天生的。还有阿格里奇大师，每天身边跟着五六个人，不管去哪都有人跟着，她喜欢呼朋唤友。
对我来说，一个人挺好，是正常的。我不怕孤独，怕孤独搞不了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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