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中国现代哲学史中的金冯学脉

金岳霖和冯契是中国现代哲学的重要代表，从金岳霖到冯契，既体现了中国现代哲学的衍化，也形成了值得关注的学术脉络。如所周知，中国近代哲学的近代衍化经历了一个复杂过程，其中上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尤为引人关注。在三四十年代，中国哲学得到了长足发展，出现了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代表的重要高校，二者都在当时哲学领域可圈可点，但侧重有所不同：北京大学是由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更多地具有历史色彩；比较而言，清华大学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延伸，则较为注重西方哲学传统和理论建构。金岳霖是清华哲学的创始人，当时的清华大学哲学专业，人才辈出，冯友兰、张申府、张岱年等，都在其中任教，它与西方主流哲学，几乎呈现同步演进的趋向。然而，遗憾的是，随着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哲学系不复存在，其教师主要被归入北京大学。如前所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哲学领域的发展趋向上有不同特点，清华大学的教师在北京大学基本上没有发展的土壤。冯友兰本来有理论的建树和意向，所谓“贞元之际六书”，便主要属于理论性著作，但在成为北京大学哲学一员之后，主要成为哲学史家（人们所知主要是历史学家）；金岳霖则长期被视为逻辑学家，其哲学理论的建构，几乎被遗忘。直到八十年代，随着《论道》《知识论》《逻辑》的重新出版或正式出版，金岳霖作为哲学家的身份才为人所知。

然而，幸运的是，清华大学的哲学学脉并未因为并入北京大学而完全中断，在冯契那里，它得到实质的延续和扩展。冯契早年曾受教于金岳霖，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都跟随金岳霖。西南联大时，成为金岳霖的研究生。这一时期，从二件事中，也许可以对二者的学术关系有具体了解。一是，如坊间所知，研究生期间，金岳霖曾带着冯契一个学生，读休谟英文版的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通常由冯契朗读，金岳霖闭目而听，到要紧处，就让他停下来解释或翻译一下。这是一种重要的哲学训练。第二件事，是金岳霖在西南联大时曾著述《知识论》，这是大部头的哲学专著，其经历有一定戏剧性：根据金岳霖自述，在躲避空袭时，曾遗失原书，后来一字一句重写。而这一著作在成书过程中，每完成一章，金岳霖都交给冯契阅读，让他提提自己的看法。由此也可见二人在学术上的切近关系。

冯契不仅受教于金岳霖，而且通过系统讲授金岳霖哲学，对其思想作了反思。在哲学上，冯契先生一方面上承金岳霖先生的哲学，另一方面又不限于这一系统，而是多方面地超越其视域范围而进退之，由此形成了独特的金冯学脉。前面提到，多年来，金岳霖先生在哲学上的贡献往往隐而不彰，人们习惯于将其主要视为逻辑学家。事实上，逻辑学只是体现了金岳霖一个方面的工作。然而，尽管金岳霖先生的哲学工作人们所知不多，但通过冯契先生的理论阐发和推进，金岳霖先生的哲学思想和进路在冯契先生任教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却得到了实质的延续。冯契一方面上承了金岳霖注重逻辑分析、西方哲学和理论关切的特点，另一方面又系统地回溯中国哲学，曾以个人之力，完成从先秦到现代中国哲学史，出版三卷本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与一卷本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同时，冯契又通过研读从《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的原著，对马克思的哲学作了原创的理解。这样，冯契既延续了清华大学注重西方哲学和逻辑分析的传统，又将其与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可以说，在冯契那里，不仅金冯学脉逐渐形成，而且其内容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扩展。

金岳霖曾对感觉经验作了考察，并提出“所与是客观呈现”的看法，肯定了感觉经验的可靠性，冯契则通过将感性领域的所与和实践过程联系起来，使“所与”理论获得了更为现实的基础。在概念问题上，金岳霖认为概念具有摹写与规律二重作用，冯契将金岳霖所说的“概念规律”所与，表述为更合乎现代习惯的“概念规范”现实，并从思维辩证法的角度，提出和阐发了具体概念的内涵。

关于归纳问题，金岳霖先生认为其根据存在于对象之中的真正的秩序（普遍必然的联系）。冯契对此作了理论上的肯定，认为，事中本身包含着理，所与中也有客观的秩序，与此相应，作为归纳前提的特殊事例，并不是一种类似“这”“那”的纯粹的特殊，它总是内含着普遍的关联，并表现为一种以普遍的方式接受了的所与。只要真正揭示了特殊之中的普遍，那么，归纳推论在将来也总是有效的，从而可以不至于像休谟那样，在归纳问题之前束手无策。客观的秩序（真正的普遍）构成了从特殊到普遍的内在基础，而作为科学方法的归纳也由此获得了某种本体论的根据。解决归纳问题的这种思路，使金岳霖和冯契在不同层面超越了休谟的眼界。同时，冯契进一步考察了其中分析与综合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辩证过程，深化了对归纳的理解。

在对认识过程的理解中，冯契将问题以及意见和观点引入认识论，既对金岳霖思想作了阐发，也展现了新的认识论见解。根据冯契先生之见，问题的展开和解决，涉及不同意见（包括不同观点）的争论。由此，冯契先生考察了认识过程中意见和观点的争论，并强调，在意见的争鸣中应该有实事求是的精神，需要拒绝“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态度，只有这样，不同意见的比较、相异观点的争辩，才能进一步通过逻辑的论证、实践的检验，“使人们逐步弄清所争论的问题的性质，达到明辨是非，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对问题以及意见和观点的以上分析，在认识论中具有独特意义。

进一步看，冯契考察了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在形而上学问题上，冯契对金岳霖《论道》中的形式化趋向作分析，认为关于元学（形而上学）的智慧如何可能的问题，包括两方面：首先要问如何能“得”？即如何能转识成智，实现由意见、知识到智慧的转化、飞跃；其次要问如何能“达”？即如何能把超名言之域的智慧，使说不得的东西能够说。这里关乎“名言领域”与“超名言之域”。知识所注重的是有分别的领域，它可以用名言来把握。就表达而言，知识是由命题（包括特殊命题与普遍命题）分别地加以表示，作出不同的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并以语句分别地加以陈述；就所表达（所知）而言，则是把对象区分为一件件的事实，一条条的定理，以把握事实和条理之间的联系，知识经验的领域即是以名言概念来区分的世界，无论是特殊命题，还是普遍命题，其真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与知识不同，智慧所把握的是有关宇宙人生的根本原理，它的目标是求穷通，亦即穷究宇宙万物的第一因和人生的最高境界，揭示贯穿于自然、人生之中无不通、无不由的道，并进而会通天人，达到与天地合其德的自由境界。总之，智慧追求的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无限的东西，“这就是难以言传的超名言之域了”。而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便相应地意味着从名言之域走向超名言之域。

金冯学脉的内容当然不限于以上方面。较之与之不同的哲学传统，金冯学脉的特点在于至今仍具有生命力，其注重史与思、中西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路，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学术共同体中，依然可以看到其作用。也就是说，它呈现为活的学术传统。

（本文是作者在7月14日举行的“纪念金岳霖诞辰130周年暨冯契诞辰110周年”会议的致辞）